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一边是黎民百姓遭遇灾荒,一边是战祸连连,历史之不幸,能为电影创作提供大量优秀素材。毫不客气地说,《大明劫》所掌握的历史素材,丝毫不逊色于刘震云创作、冯小刚拍摄的《一九四二》。前者是瘟疫,后者是饥荒,前者是政府军对抗李自成,后者是政府军抵御日本兵。两部电影于投资成本上虽然有一定差距,但撇开影视内容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不论,单独看看剧本,也会发现《大明劫》与《一九四二》在功力上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一九四二》以饥民视角切入,全程以贫苦人眼光记录真实,虽在多线头推进中,也着笔蒋介石、河南省长等多位位高权重人士在饥荒面前的权衡与抉择问题,但主线是底层的,是灾难的,是对中国为何历来赈灾不力的反思。这是作者刘震云的一种作家情怀,这种情怀不是一般小说匠人能够具备的。

而《大明劫》的视角,则与一般的历史说本如《明朝那些事儿》等类似,站在一种权贵的视角上看问题。换言之,叫做全局视角,大局视角。该部电影,主线实乃是一位临危受命的将军如何做出征准备,辅助线是一个医生行医。该电影自认为高明的地方,或恐正在于其全局视角,大局为重,但于艺术而言,这正是败笔所在。

尤其以将军出征前夜,纵火杀死上百感染瘟疫士兵一段,为全局视角的最好代表。影片中虽然也出现了从医者的哀婉,但终究以将军的大局为重收场。说白了,该部电影的编剧实乃自以为站在了一定的历史高度上,为少数生命个体的死亡找一个大局为重的借口罢了。编剧自己的站位高度问题,反应在剧本创作中,十分重要。

优秀的小说、剧本,应该有全局意识,但切记不能有权贵意识。《大明劫》实乃是站在一种权贵的角度上,为“小杀人”做解释,且这种解释最终以冠冕堂皇之势收场。编剧谢晓东缺少底层情怀,总带着帝王思维。这种思维模式,直接束缚了他的作品走向更高的层次上去。

与其说《大明劫》是在讲民族灾难,不如说,它通篇都是在讲帝王术、将军术。一个将军如何在上有皇帝急命出征压力、下有将士粮饷兵器不足又多感瘟疫的情况下,做出征准备——用他的“将军术”为这场战争做准备。中国的历朝史官,都善于记载这种帝王术、将军术。包括当下很多写明史的人,也不出“资治通鉴”那种写法。功力尚且的编剧谢晓东明显没有逃出写历史的那帮人的逻辑思维,自认为高明的按部就班起来。

写历史,不过是写这些“术”的问题,但写电影剧本,尤其是作为艺术品存在的电影作品,以“术”为核心,就明显低能了。编剧没有能力扭转自己的视角,更何谈重新构建一个底层视角的明末年代。

因为这种权贵视角,造成该部电影根本没有发人深省的矛盾冲突。在权贵视角看来,为了大局正义,小局杀人是可以的。所以在将军杀人之后,编剧也并未升起巨大的悲悯情怀来,相反,却自作聪明地为这种杀人做起解释来。因此,我们在看《大明劫》的时候,明显有一种被编剧、导演灌输权贵意识、全局意识的感觉罢了。带着这种意识,看剧情制造的全部矛盾,都很难深入到矛盾内部去,只能随着编剧、导演一起,高高在上。

也因为这种视角,而没有让《大明劫》拥有什么原创性的建树。明军瘟疫、粮饷不足,没法打仗……这些历史上早就记录的东西,不过被简单地影像化处理了一下,何谈什么深刻?为何没有深刻呢?——因为权贵视角已经抹杀了全部的矛盾冲突。

因此,难免触及电影《大明劫》的存在价值问题。如果说有着类似背景的《一九四二》是震摄当下,警醒我们,在新时代不能再因为电影中的那些权衡角斗问题出现赈灾不力的话,那《大明劫》又告诉我们什么?——它无疑在告诉我们,把非典兵士杀掉,是顾全大局。

艺术,首先便是不讲大局观念的。只有权贵指使与操纵的艺术,才讲大局。《一九四二》以韧性生命收场,苍凉但却拥有生机。《大明劫》以行医的先生如何如何了,故做升华,实乃拔高无力,矫揉造作了。

有些作品,是需要比较的。带着权贵意识的简单展示,并非打着现实、真实、直面的旗号,便能粉饰其艺术水准上的低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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