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上映前几天,导演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除了票房,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另外的标准更适合衡量一部电影”,照此来看,陈可辛的确成功了,《中国合伙人》的火爆票房表明了他对内地影市的精准拿捏。

对一位香港导演来说,拍《中国合伙人》这样的电影风险其实不小,这是一个本土性极强的故事,片中的主要演员悉数来自内地,陈可辛几乎是以一个孤独外来者的身份在独力讲述这个故事,但从观影效果来看,全片毫无“违和”感——一来说明内地的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与海外接轨”;二来还是说明了陈可辛本人的努力,那么多香港导演北上,但能拍出《中国合伙人》这类作品的港导,一时无两。

《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一群时下商界精英的发家经历,坊间认为就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企业史——这是一家以提供出国英语考试培训而闻名的教育企业,虽然有当事人撰文明确否认,但故事、人物,乃至剧本的缘起都与新东方密不可分,陈可辛虽然做了很多艺术再加工,其故事蓝本却毋庸讳言。

不过,在收获高票房和普通观众良好口碑的同时,《中国合伙人》也遭遇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激烈批评——争议焦点在于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批评者普遍认为,《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一个虚伪的励志故事,用蛊惑人心的“成功学”粉饰现实、麻醉观众。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从主旨上看,可以说《中国合伙人》就是给“成功人士”树碑立传的,虽然人物有些缺点,但总体来看都是正面、向上的,在爱情和事业中往往以受害者的面貌示人,唯一的冲突就是关于上市的争议——这显然是轻描淡写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片中主人公大展拳脚的1990年代,内地的人文知识分子们也掀开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于市场价值、工具理性、拜金主义等问题,都有过深入(但现在看来有些不了了之)的探讨,这场大讨论也带来了对于“半张脸神话”(王晓明)的反思——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成功人士”在公众面前总是只露出“迷人”的“半张脸”,成为被艳羡和追慕的生活符号,而另外可能有些丑陋的“半张脸”则被悄然隐去了——照此理路,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合伙人》看作是描摹“成功人士”那迷人“半张脸”的银幕神话。当然,影片也提供了不少对三位“成功人士”成长背景和日常生活的描述,但无非是给他们营造道德悲情和人性内涵,“半张脸”的宗旨颠扑不破(片尾出现的企业家群像最终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半张脸”不仅出现在人物塑造上,对于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貌,影片也(只能)视而不见——如果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是当下中国的普遍状况,表现在历史叙述中,便是“去历史化的历史”:《中国合伙人》用一个校园诗人烧诗、痛哭、剪去长发来表征1980年代的消逝,或多或少的暗示着1980年代末大学生们彻底的心路转圜——不少人跟三位主人公一样,从此放弃理想主义,或出国或经商,一生命运也由此改变。

影片的英文名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所谓“美国梦在中国”,倒是精妙的诠释了影片的另一层含义:三位主人公之所以能创业成功,核心消费需求就是内地大学生的“美国梦”,而三位主人公因侵犯知识产权而与美方对峙,在片中则被巧妙的偷换成“质疑中国学生能力”的命题,明显的违法者却成了“为国争光”的英雄,其间又吊诡的蕴含着某种民族主义意趣。

话说回来,励志题材的商业电影几乎总是“成功学”式的,就算坊间常与《中国合伙人》对比的《社交网络》,其实也是塑造了硅谷精英的“半张脸神话”——只不过Geek兮兮的罢了。所以,自觉的批评者们对于《中国合伙人》的争论,更多的还是反映出了当下社会价值观认同的分裂,以及关于财富的纠结看法。(图宾根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