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制”是别具小众化的词汇,加上“私人”二字更突显出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对大众化的排斥姿态。似乎矛盾的是,在贺岁这个最具大众化和消费性的档期,冯小刚借《私人订制》重新回归喜剧创作,也借助该片补偿《一九四二》亏空给观众的笑。矛盾的张力下,是本片提供的多角度的现实重构,订制的私人业务实则包含了大众的普泛化诉求。

经历过《一九四二》所表述的灾难历史冲刷后,观众对冯氏喜剧的观影期待无需怀疑。作为以导演命名的喜剧片类型,冯氏喜剧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小人物的故事,幽默、严肃且平民化的语言,温情的情感关怀。以上条件的界定,使得《私人订制》在冯氏喜剧系谱中并不会成为异类,但同时,我们也能明显感到影片在对话现实上更加强烈的直接性和深入性,这个实现路径与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很是相似,引起的争议也是庶几无差别。中国现实是无限尴尬且缺乏真诚笑声的,而现实主义小说和电影则必须在变形中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讽刺和幽默效果,不过往往会出现创作者与接受者甚至资本市场之间的各种勃谿。

《私人订制》是葛优、白百何、李小璐和郑恺组成的公司名称,故事模式上直承《甲方乙方》,以“替他人圆梦”为自身业务,以“成全他人,恶心自己”工作口号,通过小品式的组合连接三组不同的喜剧故事:一是范伟的为官梦,二是李成儒的高雅梦,三是宋丹丹的金钱梦。三组故事无一不显示着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文。该片编剧王朔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叶影响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创作者,其语言中的讽刺风格和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再一次融入到该片的故事和语言中。其批判集中于影片所暴露的官场贪腐、文艺圈的精神贫瘠和普通人的暴发户心态,同时也没有放过对电影自身,以及同样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如谍战剧的嘲讽。讽刺和批评,为现实中阶层距离拉大所造成的不平衡心态找到了宣泄口。同时,冯小刚的温情和善意也在淡化王朔式的尖刻,典型的表现为每个故事均以具有正面性的评价和温情的告诫结尾。

一直以来,冯小刚的电影总是以小人物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夜宴》和《非诚勿扰》系列可能需要排除在该特点之外,甚至有人将《手机》作为冯小刚的转型之作,并以该片及之后的创作判定冯小刚脱离小人物而走向中产阶级价值观表达。价值观的转换确有踪迹可以认定,但小人物并未消失在冯氏创作中。《私人订制》中,范伟的身份是司机,宋丹丹更只是一个湖面清洁员,还有渴望成人礼的中学生和梦想成为廉政公署专员的男屌丝,以上皆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份与“私人订制”之间似乎存在巨大鸿沟,王朔反讽式的人物处理方式折射出小人物常有却并不轻松的梦想。可以说,小人物的存在与大众之间建立了可以对话、映射的对应关系。

如果说《甲方乙方》折射的是90年代小人物的小梦想的话,那么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电影市场的扩张后,时代为小人物提供了大梦想的憧憬,《私人订制》可以看成是新时期小人物的梦想陈列。为官、高雅、贵族、富翁,无一不功利,无一不现实。这些大梦想有极其粗糙的一面,只在一天时间内便可以翻转。同时,现实的粗粝也召唤温情的到来。对温情的铺陈,《私人订制》立足于现实,在每个故事结尾给每位订制梦想的顾客奉送了贴心的家常话,同时也试图超离于现实,四人组以每人一段的方式致敬阳光、大地、河流。这种结尾的方式令人费解。或许,联系到影片中不时出现的海阔天空、蓝天白云的过场镜头时才会发现,结尾向自然的致歉,从影片一开始便带着期许。

冯小刚评价导演春晚之事时,随口说出:春晚不就一台联欢会吗。其实贺岁档也是一场联欢会,每部影片都是一个节目,有令人发笑的,有让人激动的,有引人思考的,《私人订制》究竟是什么样的节目,还需大众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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