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日本科教界一行十几人,日本文部科学省前大臣、中国国际友好奖获得者有马朗人又一次来到中国,时间和去年一样,3月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期间;目的也一样,来华揽才。用他自己的话说,“解决日本人才短缺问题,除了自身加强人才培养,还需尽快地吸引国外优秀人才”。

今年,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国际教育巡回展之外,有马朗人及其同仁还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国际创新”的中日大学论坛,并特意邀请中国科教界尤其是高校领域的负责人参会,希望藉此“向中国取经”。

论坛上,不少日方人士“吐槽”本国工科教育,“日本工学研究脱离社会”、“工科学生没有出口”、“理工人才日益重要”等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邀的中国大学校长们在论坛上高调宣传中国教育发展之迅速,创新工程成果之显著。

然而,中国工科教育远不像大学校长们说的那么乐观。正如中国经济形势一样,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之下,暗流涌动。有马朗人也曾提醒:在上大学毛入学率升高时,“拔尖人才难寻觅”将成为一个国家遭遇的难题,目前日本就面临这种情况,而在中国,类似的问题也露出了端倪。

几乎是同一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访问期间参观了吉利集团旗下的沃尔沃比利时根特工厂。当中国媒体聚焦于该工厂自2010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后所取得的诸如产量稳步增长、增加当地就业等成就时,一个重要的细节却经常被忽略,沃尔沃汽车之所以将中国看作其第二故乡,更多地是在于中国拥有能够让其实现全球复兴计划的“市场”。

又是市场。中国如果无法走出“以市场换技术”的老路,诸如汽车等制造行业的核心零部件技术方面将永远无法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正如一位德国专家在中国参观汽车厂后给出的那个意味深长的评价:“我只要看汽车的钢板翻边就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孙禺就此表示,有很多国外企业到中国来建厂,但是生产的东西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一个钢板翻边就能看出质量如何,这里面不仅有工艺问题还有人的素质问题。

这并非妄言。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面临严重的“人的素质问题”。当时,尽管日本高科技企业对工科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但年轻人报考工科的热情却大幅下降并延续至今。根据日本总务省2009年的估算:决定数控机床自动化水平的数字技术行业,日本缺少近50万名工程师。

尽管所处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不同,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难以躲开这个“人的素质问题”。根据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的中国将面临2200万人的工程技术人才缺口。这其中很大部分属于懂得计算机、网络的高端人才,就软件产业来说,到2015年从业人员需翻一番,报告认为人才缺口届时可达300万。

高端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整个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步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当工程师缺乏、合格的工科学生奇缺、优质工科生身价暴涨等新闻满天飞时,年轻学生逃离工科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给出一则数据:2010年工学门类本科招生人数117万,相当于1998年人数的4.4倍,但整个本科阶段的招生人数却同比增加近6倍。不同于法律热、金融热,中国市场上的“工程师热”似乎遭遇了“反市场”的尴尬:市场喊缺乏、身价也看涨,却仍鲜有学生来报考。

不可回避的一点是,传统观念中,不少人认为,“工程师”听上去是个苦活、累活,甚至屌丝活儿,此外,艺术家、科学家都是“家”,而工程师只是个“师”,这或许是阻碍学生报考工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个断层的问题,工程教育应从小抓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微博)教授查建中认为,国家需要营造一种“工程崇拜”,他呼吁,“给工程师正名,没有工程师的创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文明!”在美国,工学教育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的12年教学过程。而在国内,学生只有进入大学后才有可能开始接受工学教育。

传统观念让工程师“蒙羞”只是一方面,关键问题还在工程教育本身。用胡瑞文的话说,“我们的工科教育现在严重不适应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学生凭什么来?”

有人曾说,“现在不会跳舞的人在教别人跳舞,不会炒股的人教别人炒股,不会当工程师的人教别人怎么当工程师”。而在王孙禺看来,就如同很好的料子,被大学剪成了墩布,还怎能做成西服?

王孙禺说,现在的大学承担了过多“补中学课”的责任,本应中学解决的素质教育问题直到大学还占用大量的课时,“教育问题是总体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够完成的,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工程。”

麦可思研究院院长王伯庆则将眼光放到了校园,“中国制造的决战在校园”。他认为,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制造业合格人才,校园里的作为是关键。这和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认为,一个现代的产业制度如果没有现代的教育体系配套,那中国制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创造。

不仅如此,产业界的参与度太低也成为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一大薄弱环节。论坛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列举了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科研活动的选题研究方向与产业的实际需求有脱节、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联系松散、现行大学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大学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等。

纵然日本已是全球制造业的翘楚,但依旧为了重振雄风四处寻觅顶级产业人才。十年树人,事关人才培养需要早作打算,还在谋求发展的中国,更当未雨绸缪。正如一些专家所呼吁的,别再抱着陈旧的课程体系让年轻学生徘徊在“吃香”的行业门外,也请别再用“去绑钢筋,去施工”等已经“out”的词汇吓跑学生,吓跑我们未来的大飞机制造者、航母打造者……

今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迈入“服务化”时代,还彰显了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化,也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在这个新征途中,可千万别因为工科教育“升级”慢而拖了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