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5日上午,一名小学三年级的9岁农村孩子,因为靠种菜为生的爷爷无法满足其买一套价值36元的辅导书的愿望,用一根塑料绳,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悲剧引发社会对教辅书的关注。

同年,多个部委重拳出击,开始重点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问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行业将这一轮新的教辅书治理统称为“教辅新政”。

“新政”运行两年多,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教辅书乱象的根源在哪儿,如何才能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

中小学生教辅书市场每年达300多亿元

作为一名母亲,鲍红对教辅书有切身体会。鲍红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她从事出版研究10多年,近3年来持续关注教辅书管理问题。

“我讨厌教辅书,不愿让孩子陷于重复题海的老路。每天坚持的大量练习,对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用?”她说,“但另一方面,适当的巩固是需要的。孩子学过的知识,确实需要一定的练习。”

“相比之下,图书是一种比较实惠的助学产品。”她曾带孩子试听了一节某英语机构的培训,一年收费14888元。权衡之后,她给孩子买了套某品牌英语点读笔。“原来,觉得一套点读笔999元好贵;现在跟培训比起来,又觉得好便宜。”

“从这个角度看,一本教辅书不过十几到几十元,真是太实惠了。”她说。

“教辅书能够被广泛使用就是因为价格实惠、效果也不错。因而,普遍的选择成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她说,眼下,几乎所有学生都会使用教辅资料。据行业资深人士估算,小学阶段,每人每年教辅书消费约100元,初中阶段约200元,高中阶段约300元。

据教育部(微博)2012年统计,我国接受学历教育的人群中,小学约1亿人,初中约5000万人,高中近4600万人。如此计算,教辅书年销售额有330多亿元实际码洋。此外,还有5000万人接受非学历教育,也可能会使用教辅书。“由此可以估算,中小学生每年的教辅书消费至少有300多亿元。”鲍红说。

80%的教辅书实行统一采购

同是助学产品,价格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培训和器材被很多家长选择,而最实惠的教辅书却受到众多声讨和批判,甚至招致多部委的严厉治理,为什么?

“分析不难发现,培训、家教、学习机虽然很贵,但多是家长主动选择的,虽贵但怨不了别人。教辅书虽然便宜,却多是别人代为选购的。”鲍红认为,社会对教辅资料的诟病在于采购主体与使用主体不统一,消费者属于被动消费。

鲍红介绍,据行业资深人士估计,目前的教辅书行业,由学生、家长自由选购的只有约20%,约80%的教辅书通过各种形式统一征订。

“根据统一征订量的大小,我们将县级以上的统一征订称为大征订,将学校一级的统一征订称为小征订。”她介绍,在“教辅新政”实施之前,大征订与小征订各占约40%的份额。

在某教辅书企业总经理袁忠看来,教辅书销售有“三个境界”:最低的境界是以学生为单位,一本本地卖;一般境界是以学校为单位,一堆堆地卖;最高境界是以各级教委为单位,一片片地卖。“地方出版集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是‘最高境界’。但他们在使用‘联合收割机’横扫时,前前后后总有顾及不到的,我们则占据了这块市场。”

在鲍红看来,占市场约两成的零售类教辅书不存在太多社会问题。“真正有问题的,主要是统一采购的大征订和小征订。”

大征订又称系统征订,由省级教育厅或新华书店制作推荐目录,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推荐使用。

“现实中,虽然名为‘推荐’,但由于它是主管部门,决定下面的评估和升迁,学校多会听从。”鲍红说,“该举措的本意是为学生推荐优秀教辅书,但操作中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产品质量平庸,能够列入推荐目录的产品极其有限,竞争不充分,很难保证它们就是优秀的产品。二是容易出现地方保护,产生垄断,滋生腐败。当地会优先推荐本地出版机构或教育系统的产品。甚至一些地方的教育与出版系统会结成共同体,一起主导当地市场。”

小征订即是学校团购。

“一般来说,它比大征订产品更适合学校需求,但它突出的问题是高码低折(指高定价,销售时低折扣——记者注)。”鲍红认为,这些教辅书给销售人员和采购人员留下较大的利益空间,学生则要以较高折扣甚至全价购买,这就抬高了学生的购书成本,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

“这还只是表面问题,教辅书问题的根本,在于我国的教学方式与考评机制。”她认为,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分数关系到学生评价、老师绩效、学校声誉,也关系到巨额的赞助费甚至独生子女们的前途命运。重压之下,推行题海战术便成为众多家庭和学校的被动选择。“人们对教辅书吐槽,实质是对这种教学方法的不满。”

教辅书是否应统一采购

80%的教辅书实行统一采购的现实背后,一个问题难以回避:教辅书是否适合统一采购?

首先,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学校是否应使用统一教辅书?对此,鲍红认为,应该区别看待。

“如果学生的需求是同质的,产品是标准的,就适宜于统一采购,比如课桌。”她认为,教辅书未必属于这种情况。“就教学水平而言,城市与乡村、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实验班与普通班都不一样,他们对教辅书的需求肯定有所不同。‘一刀切’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其次,学生是否缺少辨别能力,是否应由专家对质量进行把关后再统一购买?鲍红认为,低年级的学生可能需要,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完全不是问题。她认为,即使对低年级学生,家长或任课老师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对他们进行指导推荐。“鉴别教辅书质量并不难,老师看一遍,学生做一遍,基本就知道了。更何况,一个消费者一时的辨别力可能是有限的,但无数消费者多年的辨别力肯定是准确的,口碑比专家更可靠。”

第三,统一购买是否更具有价格优势?

鲍红认为,一方面,价格并非家长不满教辅书乱象的症结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对价格进行有效管控。“核心的问题在于,如果统一采购的教辅书不适用,价格再低也是多余的。这是更大的浪费。”

“我认为,统一选购教辅书的办法并非最优。”鲍红说,对此,国家早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教育部等部委连续多年发文强调:“严禁将教辅材料纳入《教学用书目录》、印发教辅材料《推荐目录》、搭售教辅材料以及强迫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等违规行为。”

“但我遗憾地看到,因涉及利益较大,监管不力,各地屡禁不止,违规行为近年来还有加强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