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是一部愿望拍成大众化商业片的偏小众电影。作为北上的香港导演中,屈指可数的几位能左右逢源地融入内地影视圈,并取得骄人战绩以及观众口碑的陈可辛,他的作品无一例外的都带着自己个性艺术的标签。诚然,导演融入个人的意识形态确是件好事,这使得作品更具个性棱角,而不会千佛一面。但是,一旦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属于剑走偏锋式的自我意淫了。就这个角度而言,陈可辛对于《武侠》的把握,还是有所收敛的。固然,“改变武侠”有可能成就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只是愿望绝不能等同于现实。片名用“武侠”来取代原先定下的“同谋者”,就是陈可辛后退一步的妥协,不过仅仅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罢了。

“武侠”这个立题非常宏大,我想这是陈导自己也搞不清应该取什么片名好,索性就来个了海纳百川。正如周星驰的“功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影片用“微观武侠”来作为切入点破题,很是精妙新颖。再细分可为“微观的武”——通过穴道、针灸、经脉来解构武学的奥妙,这是追溯武术本质的一次返璞归真,当然其科学性是有待商榷的。“微观的侠”——侠可大可小,大则心系黎民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小则勤俭持家,保家人、相邻之安康。《武侠》也由此塑造出了刘金喜这一草根隐侠士的形象。只是影片最大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这里面能有算“侠”的么?金城武饰演的徐百九,以柯南式的捕快出现,贡献了还原案发现场的解构戏码,这段回闪够精巧,亮点十足。只是他自身的精神分裂、精神压迫,全然算不上“侠”。再看甄子丹的刘金喜,出身于草菅人命的恶棍帮派,单靠隐匿逃避是远远不够的。这跟《剑雨》里的隐侠有着本质区别。倘若没有徐百九一根筋追究到底,刘金喜这个“侠”就永远凸显不出来。终究还是因为家人安危的“私情”才选择爆发,如此被动的“侠”成不了真正的“侠”。其余的,要么恶贯满盈,要么市井小民,皆平庸之辈,距“侠”甚远。可见,“武侠”——有“武”而无“侠”。

将故事背景嫁接到清末民初的云南偏远山区,还原乡土人情,偶尔也不吝惜群众的歌喉,给予了刘金喜大量生活起居的镜头,甚至细腻到了鱼鳔安全套。这一切既昭示了陈可辛返璞归真的情怀,个人的精神诉求通过画面来得以呈现,也同时减弱了和观众的思维互动性。剧情的发生、发展皆因徐百九的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标榜“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何出此言?关键在于他办案风格蜕变的说服力太弱。拿“同情心穴”来阐述是身为捕快的软肋,这种伪科学纯属艺术修饰,不必考究;但他仅仅只是凭借一个孩子恶性不改的案例来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而且还巨细无遗地出现两遍,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按照徐百九的逻辑,人的善恶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且一旦作恶就永世皆恶,如同基因一般不可撼动。即便改邪归正,也只是表面上通过穴道的强行克制,终有一天注定会原形毕露。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加强迫症的病人,其观点的准确度就笑而不语了。此外,伸张正义还得先行贿,这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受贿的官员最终死于邪恶势力之手,一是说明影片中社会的黑暗与讽刺,二也表达了混沌时代之下对“侠”的迫切渴求。

除却以上众多标新立异的边缘化元素符号之外,陈可辛不会糊涂到放弃商业片的原始本性。甄子丹对阵惠红英的武戏桥段,大抵是近些年来甄子丹身为武指设计得最为精彩激酷的。配搭上窦唯的迷幻摇滚,天旋地转,叫人如痴如醉。之后一场同王羽的终极对决,力道十足,手法平平,有可能是非要致敬《独臂刀》而自断退路的缘故。王羽“教育”刘金喜的对白有些飘忽,自说自话,让人抓不着重点,看得出这又是陈导自己独有的思维论。至于那遭众人诟病的“雷死人”的结局,其实并没表面上想的那样狗血,也更不是因为陈可辛不知怎样来收手而采用的下三滥招数。这难道不就是说明了生活的无奈与悲凉么?类似于王羽这样无敌BOSS级的人物,什么样的侠客都制服不了他。而只有靠天谴、靠恶有恶报的美好夙愿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这属于迷信论,言下之意就是几乎不可能发生。倒不是奉劝人们坐以待毙,而是要至始至终都抱有对“侠”的期许,从心底里渴求“侠”,呼唤“侠”的归来。这里的“侠”,又可以指的是如今江河日下的“武侠片”。这样一种打开了让全世界认识中国电影大门的类型片,是多么需要国人的追思、呵护、发掘,从而继续发扬光大啊!(南宁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