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当所有的道路消失在雾中

被砸得粉碎的海螺,

还有猪崽子和西蒙的死,

象雾笼罩在岛的上空。

——威廉·戈尔丁《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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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自己承认的那样,电影《迷雾》(2007)不过是一部斯蒂芬·金版的、成人版的、怪兽版的《蝇王》而已。它们的共同核心就是:在特定条件下文明的突然崩溃。

在《蝇王》中,戈尔丁创造了一个被海水和对“野兽”恐惧所包围的封闭空间,把一个海岛变成了人性试验场。在这个空间,孩子们最初模仿文明社会,通过选举、分工、议事规则建立一种理性、民主的秩序。

然而,在恐惧感、食肉欲的刺激下,孩子们开始分裂、对抗甚至残杀。拉尔夫一派(理性、民主派)坚持保护篝火,有序、耐心地等待救援;而杰克一派(本能、专制派)则认为吃上肉食、有一个能保护他们的领袖才是最重要的。他们都坚持相信自己找到的才是通往拯救的道路。

在《迷雾》中,人性的试验场变成了被雾围困的超市。由于受到雾中怪兽的威胁,这个原本只存在交易关系的场所变成了一个临时避难所,原本需要团结的避难者之间的分裂却很快就暴露出来。首先是律师诺顿和主角德雷顿的之间严重的不信任暴露:诺顿完全不相信他和别的目击者描述的情形。

最严重的分歧还在于如何看待迷雾的产生、如何面对巨大的未知。卡莫迪太太用耸人听闻的启示录语言来解释,逐步依靠别人的恐惧获得信徒和权力,并把异见者视为“傲慢的罪人”。德雷顿和一小部分人则相信自己的经验、理性和勇气,筹划着开车冲出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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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和《蝇王》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重要的不是“野兽”(戈尔丁没有把“野兽”实体化,这大概是他比斯蒂芬·金“严肃”的地方),而是面对未知的威胁和恐惧时,人心的微妙变化,进而导致的人与人关系(权力-立场关系)的变化。

两者都深刻地展示了现成的文化-生活秩序的脆弱性。一旦面对超常的外部威胁或突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境遇,作为现成秩序的基础的“common sense”(常识、共同感)一旦遭到破坏,这种秩序也就往往面临重构的压力。

就像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所阐述的:“共同感(common sense)在政治品质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是让我们的不同感官接受到的特殊信息结合成一个整体来适应现实的感觉……在任何给定的共同体内,共同感的显著下降和迷信愚昧的显著上升,几乎就成了从世界中退却的鲜明标志。”

要展现“共同世界的退却与撕裂”,斯蒂芬·金和德拉邦特原本似乎可以援引20世纪的最触目惊心的政治惨剧,而他们却偏偏引入了更古老的宗教力量。也许,他们想说的是,在人身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欲望、非理性冲动、通过崇拜至高者来获得安全感的渴求等等,都从未消失,而是盘踞在人心的黑暗角落中伺机而动。

在《迷雾》中,我们看到,不相信雾中怪兽的诺顿走出超市之后,就被怪兽捕获困在药店里,成为幼虫们的寄居体。德雷顿试图解救他时看到,可怕的虫豸纷纷从他的体内爬出。

“怪兽从人的体内爬出”,已经成为很多恐怖片的常见意象。而在《迷雾》中,这个意象成为了一个强烈的隐喻:从诺顿身上爬出来的可怕的东西其实是他对他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偏见,他正因此而死;在某种意义上,卡莫迪太太本身就是一个从人心深处爬出的“怪兽”,代表了那种对崇拜和权力的原始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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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从不将自己视为所谓“恐怖小说作家”。他总是说,“恐怖”与“恐惧”是有所区别的,而他关心的是“恐惧”。

在小说《黑暗的另一半》开篇处,斯蒂芬·金创造过一个很经典的惊悚情节:布里查德医生在小男孩泰德的脑袋里取出了一只眼睛、几颗牙和几片指甲。布里查德平静地解释道:“当母亲生出一个孩子时,这孩子起初是以双胞胎形式存在的。这种情况的比例可以高达十分之二。另一个胎儿出了什么事,强者吞并了弱者。”

斯蒂芬·金不仅虚构了一个惊悚的子宫中人吃人的情节,更创造了这样一个思想意象: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被压抑的“他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生物钟又被上紧发条……这该死的东西居然又开始走动了”。

何为恐惧?恐惧就是将我们对自身的无知、对于我们身上的“他者”的无知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迷雾》之“雾”所隐喻的就是这种“无知”。

任何共同体所共享的秩序都是历史的、偶然的,也总是向着极端条件下的特殊行动暴露着自身的脆弱性。这大概正是阿伦特所谓的“人类事务的脆弱性”——“法律的界限从来不能完全可靠地防御从政治体内部产生的行动。”常人总是习惯把现成秩序视为理所当然,低估“行动”的无限性、不可预测性和破坏性(或创造性),这也是“无知”之一。

在《迷雾》中,超市内的这个临时共同体在卡莫迪太太强势“传教”下,逐步从现代文明滑向中世纪(也许,通过选择超市这个场所,斯蒂芬·金还想说,现代商业社会中松散、疏远的人际关系更容易促成这种“堕落”)。身处“迷雾”中的人一再重复历史的悲剧(无论多么古老的悲剧),都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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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像主角德雷顿那样坚信自己的经验、理性和勇气,坚定地走自救之路,就就能穿越迷雾吗?德拉邦特给出了悲观的答案。

与之相比,戈尔丁倒显得积极得多。戈尔丁始终是站在拉尔夫一面的,相信理性和秩序,并最终在结尾处让拉尔夫获得拯救,也让变成了“野蛮人”的“别的小孩似有同感,也颤抖着抽泣起来”。

德拉邦特在《迷雾》中创造出了一个格外黑暗的结局:德雷顿的越野车在逃亡的路上耗尽了燃油,车上仅剩他和儿子、阿曼达和一对老人,像一个家庭。车子停在雾中,他们彻底绝望了。德雷顿用仅剩的四颗子弹送别“亲人”后,站在车外等着野兽来消灭自己,这时救援部队到了,迷雾渐渐散去。

这个不同于小说的结局甚至让斯蒂芬·金感到意外和惊喜。他评论到:这是“我喜欢的全新结局,同时它也是有史以来最有可能让你感到震惊的电影结局”。据说,曾有一个制片人曾出高价(3000万美元)投资这部电影,但条件是要修改这个结局,被德拉邦特拒绝了。

这个结局意味着,相信理性和勇气,只能做到对自己负责(最后告诉自己“尽力了”),却并不比迷信宗教更靠近拯救。“迷雾”构成了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德拉邦特似乎一下子放弃了他在《肖申克的救赎》和《绿里》中对人性所抱有的积极信念。

最后,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另一个小说家昆德拉对“迷雾”的思考:不同于在黑暗中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雾中人是自由的,但这是在雾中的人的自由:他看得见自己面前五十米远,他能清楚认出他的对话者的轮廓,甚至观察附近所发生的一切并作出反应。

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人们可以自问:谁是最盲目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在写关于列宁的诗的时候并不知道列宁主义将走向何处。或是我们?我们以几十年后的回首来评判他,我们并没有看见包围他的雾。昆德拉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属于人的永恒的状况。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见《被背叛的遗嘱》)

看完《迷雾》,当我们对德雷顿最后的选择感到可惜、悲痛时,也许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自己道路上的迷雾。其实,每个人都深深地困在自身的有限性之中,无论向内自省还是向外眺望,所见都格外有限。“迷雾”纠缠着每个人和每条道路。“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