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贵被处理得较为结构化,所谓结构化亦即一种可视的关系、表征化的现实、递进的节奏、生命之必然的不可谋逆的走向,以最终实现爆炸为完结,或升华或沉沦或一鸣惊人。这是作者特殊的凝视,企图用事件碎片与动机的交互挖掘人物走向的脉络,从而镌刻社会与微观层面兼并的心灵活动。

废话不多说,以吉米为主轴,避繁就简出大概的结构:

1、吉米说自己是因为做小贩被人欺负才加入的和联胜。此经历以吉米简短对话的形式一带而过,可以把它看做个体与模糊的不具体的泛权力机制的碰撞,吉米选择了依附权力以得一方庇护。

2、吉米想要把生意做大,但社团不允许他这么做。碰撞的升级很明显,和联胜已相当于半个非正式的权力机关,这次经历对吉米决心争夺话事人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意识到仅仅只是依附社团,把社团看做谋取经济利益的辅障是不够的。

3、吉米内地做生意被拒,理由是“不爱国”。吉米首次感受到了来自制度的压力,权力的碰撞已达到为官与民的层级。

4、吉米以绝对优势当选话事人后,被迫成为“维稳”延伸的傀儡,且要求他代代相传。

吉米基本上是一个在权力碰撞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他所拥有的脆弱的经济资本被权力残酷的碾压鞭笞,欲望在其间酝酿出血腥黏稠的杀戮,最终只不过是新一轮的仰人鼻息,成为了他最不愿意成为的一类人。在经商之道盛行的香港,金钱所带来阶级流动几乎被认定为最为普世的流动机制,它所编制的是这样一种略带美国梦色彩的童话,以“平民”的身份承载个人主义的奋斗精神。我想,吉米这个角色的含义也与上述大致相当,吉米这些被动的琐碎细节经历的背后,我们隐约可以察觉出某种集体意识,生活在亚洲金融中心之下的港人,对经济资本与想象中自由市场流动受挫的焦虑与无力感。吉米遭遇的权力或政治壁垒无情的揭开了“金钱”作为想象性流动的遮羞布,这无异于对香港社会市民性的践踏与自尊的剥夺。

总的来说,杜琪峰的意图在于二。其一,延续第一部的格局,记录香港黑社会的当代变迁,黑社会的变迁也就是民的变迁,其出发点为民之所向之所欲——社会关系越发缺乏普遍的道德与信念机制,而成为了赤裸裸的利益需求的"苟合"。这是所谓义字当头与利字当头的转变。其次,指涉政治,即“官与民”的矛盾,这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关系。民仅仅存在于中国文化中,而民的性质自古以来通常在“刁民”与“草民”的性质中游摆。刁民通俗的来讲就是一群为自己利益着想,对现行统治秩序产生一定威胁的“乌合之众”。草民犹如野草一般坚韧、生生不息、根植于土地但却卑贱不堪。和联胜一众非常符合上述特征。影片最后通过引入某广东官员的干涉,语境滑落至港归后游戏规则变化带来的五味杂陈,也多了一层宋江招安般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