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第一次讲述,内容是集中营的苦难和纳粹的罪恶。她不是犹太人,可是仅仅因为她在德国兵的眼皮底下藏了一块火腿,就被送去了奥斯维辛。而她的父亲、丈夫和孩子,都是被纳粹杀害的。斯丁格后来得知,苏菲的男友在研究纳粹史,有志于将那些隐藏的罪行公布于天下。斯丁格认为,作为受害者的苏菲理应帮助男友完成这一工作。可是苏菲的反应却非常抵制,她说:“其实你根本不理解”。

在战后,揭露纳粹的罪行、为犹太人讨回公道,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业。虽然苏菲自己不是犹太人,可是纳粹杀害了她全家,并把她送进了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那么,背负着深仇大恨和苦难记忆的苏菲,为什么对于男友揭露纳粹罪行的努力表现得如此抵制?她能够言说的苦难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难言之隐?

对苦难的言说往往建构了苦难者的自我认同。而在对苦难的言说中,恶的历史性归罪,是无辜者的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他们不仅是个人和家庭遭遇的承受者,更是文明灾难的见证者。通过对纳粹的归罪,他们不仅安抚着自己的回忆和亲人的亡灵,而且参与着历史的判决。然而,苏菲的困境在于,她不是——至少她自认为不是——完全的无辜者。在她的苦难和仇恨背后,隐藏着一块并不无辜的伤疤。

苏菲的第二次讲述,揭露了她难言的伤疤。她的父亲就是一个狂热的纳粹知识分子,生前曾发表过极为残酷的反犹言论。只是因为他是德国的敌国——波兰的大学教授,才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杀害了。善良的苏菲并不赞同父亲的反犹立场,然而那毕竟是她崇敬而爱戴的父亲,她曾为父亲打印了反犹文章;在集中营,她私藏着那篇文章,以便向德国军官求情——“我父亲是你们的支持者,我也是,求你放了我吧……”

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处境和经历,苏菲感到自己无法像其他幸存者那样,通过对苦难的言说和对恶行的归罪来构建一种自我的认同。在历史的善与恶面前,苏菲的位置极其尴尬:她不是犹太人,而是遭到纳粹迫害的波兰人;她的父亲既是受害者,又是历史的罪人。在她讲述集中营的苦难时,那篇藏在鞋底的反犹文章总是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提醒着她自己的“罪恶”;当她谴责纳粹时,令她又爱又怕的父亲的形象总是将她的情感复杂化、模糊化,令她的仇恨陷入灰色,失去了黑与白的明晰。她是纳粹的牺牲品,又是纳粹的后代;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得她始终游离于罪人和无辜者之间,挣扎于良心的困境。

在一篇纪念奥斯维辛的文章开头,小枫老师引用了《芳名卡门》的最后一句台词:“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有罪的人在一边,无辜的人在另一边。”苏菲的困境就在于,在她身上失去了这条清晰的界线。然而,历史的宏大善恶,终究无法掩盖个体的生命纹理,无论存在多么复杂的处境,个人的良知总是知道自己的位置。苏菲从未赞同过父亲的言论,而在集中营向德国军官求情的行为,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得救。苏菲善良的动机,难道不能为她的行为辩护吗?即便不能原谅自己的行为,难道她不能认同自己的良知吗?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并非无辜呢?

为了回答斯丁格,也为了回答我们,苏菲第三次讲述了她的遭遇。而这最后一次讲述也是最为痛苦的: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德国人答应释放她的一个孩子,但是强迫她在她的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如果苏菲拒绝做出如此残酷的选择,那么她的两个孩子都不能幸免于难。情急之下,苏菲选择了挽救她的长子,而把小女孩交给了德国人。就在交出女儿的那一刻,苏菲的灵魂崩溃了:她亲手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毒气室,而最后,她的儿子也死在了集中营里。如果说良知能够在历史的宏大善恶中挽救出个体的生命纹理,实现最终的自我认同,那么苏菲的良知认同,则在那次残酷的选择中遭到了毁灭。从此,她的生命便如枯叶一般,只剩下绝望的经脉。听完了苏菲最后的讲述,就连斯丁格也放弃了安慰苏菲的努力:尽管他爱得真诚、热烈,可是少不经事的他自知没有能力分担苏菲的生命记忆,这份记忆的担子是如此沉重、可怕,它缄默了苏菲的苦难言说,取消了苏菲的历史归罪——因为无论是言说还是归罪,最终只会让苏菲撞上一个无法再认同的自我,迫使她一再揭开那道无法痊愈的伤疤。

只有苏菲的男友——患有精神病的内森能够拯救她,而这恰恰是因为,内森对生命怀有着远远超出常人的热情,让苏菲的记忆,能够在爱的热度中融化。苏菲和内森的爱,是遗忘和幻想的爱;但是内森的敏感和疯狂,又使得这份爱情格外脆弱,充满着危险。最终,苏菲和内森双双自杀,死在了一起——也许,对于苏菲来说,这已经是她伤痕累累的生命所能够获得的最好结局。

苏菲和内森共度的第一个夜晚,内森为她朗诵了这首艾米丽.狄更斯的小诗;而在影片的最后,这对恋人的朋友斯丁格面对他俩的尸体,再次朗诵了下面几行诗句:

安普尔正在理床

她小心翼翼地等着

命运之神降临

房间里静静的

整齐的床单

松松的枕头

可别让金色的阳光

打扰这宁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