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

每一次震惊国家、乃至震惊世界的灾难,其余波往往要历经很久的时间才会略微平息。而余波,正是非常多的作家或者公知,在创作、在反思。

在9?11袭击之后三个月,美国文坛名宿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哈珀斯》杂志撰文,指出报纸和屏幕上充斥着爱国主义的9?11叙述,它们其实并不真实;小说家的职责应该是书写一种“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讲诉主流叙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的9?11,赋予那曾有肉身嚎叫和坠落的天空以温情和记忆。

于是,与9?11袭击有关的小说愈发多了起来。而这本《特别响,非常近》便是其中独特的一本。它的独特所在,即这本书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表达在经历了巨大打击后,人们是如何慢慢走出来的。而这本书的作者乔纳森.萨佛兰.福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写了一本青少年小说。

《特别响,非常近》的主人公奥斯卡只有9岁,他是他的家庭中唯一一名在9?11袭击前夕,听到父亲的5则电话录音的人。当时,他没有勇气接起电话。父亲的电话录音成了奥斯卡心中既宝贵又充满了悔恨的记忆。9岁的男孩的心里话也不见得可以轻易表达。

9?11袭击渐渐远,奥斯卡似乎恢复到像父亲没有离前一样,充满幻想、欢笑。然而,当有一天,奥斯卡无意中在他父亲的壁橱最高一层搁板的蓝色花瓶里,发现父亲留下的一把钥匙和一个叫做布莱克(BLACK)的、写在信封上的姓氏时,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弥补之前的遗憾。奥斯卡偷偷买来一张纽约地图,查询到纽约市所有姓布莱克的人。

一个九岁的男孩被允许每周末在五个区奔波,以字母顺序打听216个电话簿里列示的“布莱克”。起先他步行,出发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小手鼓,因为当他紧张或者恐惧或者害怕的时候,他需要不断摇着他的小手鼓。奥斯卡说,“因为这帮助我记得,即使我穿行于不同的街区,我还是我。”这便是他接近其死父亲的特有方式;而奥斯卡接近其活着的母亲的方式则是:当她准备出门时,帮她拉上裙子后背的拉链。

奥斯卡的母亲知道儿子的行为吗?是的,她知道。她常常沉默着偷偷地跟在奥斯卡身后。她没有阻止他,也没有叮嘱他。而是这样陪伴他。但她没有让奥斯卡知道。这无疑同样让人动容。

《特别响,非常近》被拍成了同名电影,在2012年上映。其中有一个情节让人难忘。奥斯卡在寻找布莱克的历程中,认识了姓布莱克的黑人女子。这位布莱克生活的并不幸福。当奥斯卡第二次到达她家时,她正在和自己的丈夫因为离婚而争吵。丈夫夺门而出。布莱克瘫坐在楼梯上垂泪。奥斯卡举着一张被他们争吵中扔在地上的明信片、小声地问,“这个可以给我留作纪念吗?”布莱克点点头,搂着奥斯卡轻声哭泣。

每一次流泪、每一种悲伤,似乎都在反衬9?11袭击所带给人们的极大冲击。这种伤害,就算时光也无法抚平。

但回到之前提到的“独特”——作为孩子,一般都是被社会定义在边缘、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认知。这或许与孩子缺少太多成人具备的能力,比如大范围的行走与观察、大量的信息的收集与处理、甚至是性,性与成人的感情世界的关系复杂到无法言说。而这也是这本小说的厉害之处。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圆满了一个国家的悲情故事。

作为9岁的孩子,奥斯卡的执着让人惊讶。也许会有人怀疑,怎么会这样执着?但这绝对是乔纳森.萨福兰.福尔的切身体会。

“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这是保罗.奥斯特在《记忆之书》中写下的开头。十几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另一位美国青年作家的信,不是索要签名,仅仅希望得到一张他用以书写下一部作品的白纸。奥斯特给了他。年轻的美国作家就是乔纳森.萨福兰.福尔。他还向多位知名作家索要白纸,海伦.德维特给了他一张会计纸,苏珊.桑塔格寄了张信纸给他,而乔伊斯.卡罗尔.欧兹给了他一张对折的废纸……弗尔把收集来的白纸小心装裱好,挂在客厅。

这样的经历,让《特别响,非常近》反衬出一个孩子的执着的力量。而这一切并非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而是这位生性内省、怪异、天马行空、11岁时不把一张1984年美国奥运体操队照片放在枕头下就睡不着的作家本性。这些空无一字的白纸,正是每一部小说开始之前无法穷尽的可能性。它们是空白,它们可以是一切。

每一位写出令人赞叹的小说的作家,都是饱含着丰富情感的。而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则更多的是一种执着。因为没有阅读过他的其他作品,所以无法对乔纳森.萨福兰.福尔进行更丰富的表述。但从他的另一部作品《一切皆被照亮》的故事梗概来看,乔纳森.萨福兰.福尔无疑乐于挑战二战、毁灭、灾难等题材,也同样大胆尝试对于犹太民族和二战的反思。

凭借《特别响,非常近》,乔纳森.萨福兰.福尔成为了本人很喜欢甚至想模仿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