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5月中旬,北方的麦子还在扬花、灌浆,江汉平原已经迎来收获的季节,汉江两岸的麦子相继收割、晾晒。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也即将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今年9月汛期过后,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一库清水将穿过河南、河北,直达京津。

“现在水位是139米,到9月以后要到170米,把那边全淹了,达到那条白线。”导游指着丹江口大坝内一条模糊的白线,白线以下现在还是一片荒滩草地,水位上升后这块地方将被淹没。

历经12载,“南水北调”最为关键的中线工程终于通水在望—虽然这比原计划要足足晚了六年,而围绕着这一“世纪工程”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方案选择、决策博弈、工程造价等相关内幕渐渐清晰;而诸如水价制定等新的问题,也渐次展开。

1. 北京应急水源地“应急”6年

“在北京发展农业还有必要吗?它占北京市经济总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总用水量的1/3。”

自从今年2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加速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意见之后,舆论的聚光灯齐聚于此。然而,在媒体和市场热衷于炒作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地谁有可能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同时,甚少有人关注该地区一体化面临的致命短板—缺水。

但这个缺水严重的地区,却是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之外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其中,河北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更为特殊的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这些赋予了京津冀不一样的光环。

“京津冀地区本来并不缺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刘昌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以西的西苑有很多喷泉,能看到成片的稻田。

但随着这几十年工业与人口的聚集,这一地区开始变得缺水。“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在全国最低,大概不到300升,北京天津就更少,人均水资源也就是100升左右。”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贾绍凤表示,京津冀地区河道里基本上没水,地下水也基本采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为解决水问题,北京从刚开始的单库供水,发展成为官厅、密云两大水库联调,都无法解决水危机;天津也上马“引滦入津”工程,解决用水之急;农业大省河北情况也不乐观,号称“华北之肾”的白洋淀屡次干淀,由于地下水超采严重,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区。

近年来,为了保证首都供水安全,河北的王快、岗南等四大水库联合调水,至今已向北京调水15亿方左右。而在北京城内,几个应急水源地本应在2008年关闭,但一直运转至今,地下水严重超采,在顺义等地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漏斗区。

“你就眼看着北方地区这样一年一年的熬,我们绝对就是熬。”谈起这些年北京水资源问题,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程师朱晨东对记者说,本来2008年“南水北调”中线应该通水,可是晚了6年,这就意味着应急水源地也多运转了6年—北京把什么招数都用了,从河北调水,河北也缺水,只好牺牲河北来保北京。

“现在即使地下三十米深都挖不出水,北京的水资源已经不可持续了。”刘昌明说。

据朱晨东介绍,北京近年来的用水总量一直在35亿方左右,农业用水占12亿方左右,工业用水量从6亿方左右已经下降到5亿方,服务业用水量增长到10亿方,居民生活用水占七八亿方,环境用水约占3亿方,其中还有一部分再生水补充到环境用水中去。

当然,北京一些水务专家也在呼吁挤掉农业用水。“在北京发展农业还有必要吗?它占北京市经济总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总用水量的1/3。”许新宜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还有一定节水潜力。

但这涉及到北京市所有农业人口的城镇化问题,解决首都几百万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事关重大。

而随着新一轮城镇化推进,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势必会继续增加。尤其是北京,规划的人口“红线”屡次被突破。

“现在北京市已经两千多万人了,以后还要发展多少人不知道。”水利部水文司原副司长、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原局长、北师大水科院院长许新宜对记者表示,“现在北京市2000多万人,如果达到2500万人,会怎么办,到3500万人了,又该怎么办?”